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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今，独立新闻中心（CIJ）拟推介一项反对《出版与印刷法令》的醒觉运动，首炮活动是号召部落客针对此恶法撰写一系列的文章，从前天独立日（8月31日）开始上载至部落格，唤起社会的关注。
配合此，他们更别出新栽地设计了一款手铐扣锁双手的“标志”。
犹记得，第一次接触PPPA一词，是在5年前的学堂上。讲台上的讲师没有引经据典，宏观论述言论自由对民主的保障，仅草草地一笔带过国内的媒体法律。相对于的恶名昭彰的ISA与OSA，读起来有点拗口的PPPA是多么难叫人乍听即留下印象。
加上，单向与乏味的授课模式没有生动的当代实例，或有血有肉的受害者现身说法，除了仅吸收到表面的抽象概念与华丽的新名词，一大堆的问号与疑惑开始在我的脑袋中堆叠了起来，包括最基本的一道问题，“有没夸大其词哦，内政部官员真的会打电话给报馆咩？”
毕业后，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进入主流媒体服务，企图以身印证大学所学之真伪。结果，资深记者常用尖酸的语气，批评及论断高喊废除恶法，争取改革媒体的人都是一群在象牙塔内自我封闭，不懂世故的书生。满腔的理论是对他们的一种贬义，意指观点之所以曲高和寡，是因偏离现实（甚至事实）甚远。这一批“知识份子”，若不是对媒体运作缺乏了解或无知，就是没替记者要兼顾新闻专业及生计处境，置身设想一番。他们以局外人的身份站在道德至高点，咄咄逼人地施压游走钢索的记者加入改革行列，挺而走险与当权者冲撞，那未免太强人所难而惹人生厌了。
当然，以上预设与批评不仅然全错（一些研究或观点或忽略了媒体机构的复杂性）。但是，新闻工作者用以抗拒改革的既定现实与苦衷，却也应证了一些理论或学堂上的“传说”是正确的，如报馆真的会收到上头指示，规定特定议题不可再见报。报馆也会自我审查，在大选时明列一大堆讨好当权者，以换取准证更新的写作指南。
当权者的高压逼使报馆屈服，再恶性蔓延至新闻者的无奈服从。当然不排除，一些新闻工作者深知恶法之恶，理论的不可取之处不是未反映恶劣环境的事实，而是推动废除恶法的“道德要求”，未考虑到客观因素的束缚，而与实践有一段差落。
受害者可能因为种种因素，拒绝捍卫权益与反抗。但要向他人灌输说压迫与侵犯没什么大不了，以合理化本身不敢举报与反抗的做法，显然是在向社会传达一种扭曲的价值。如果可以认清这一点，停止为恶法辩护，其实已经是一大跃进。
